于是在后期,赵学宁在决策会议进行中,往往并不突出自己的决策地位。
除了自己的提案之外,面对其他人的提案,他都默不作声,闭目养神,不发表任何意见,不让人们看出他的倾向,然后把整个决策的过程还给会议。
每到这个时候,会议上的人们都会面面相觑,一段时间的尴尬之后,他们只能开始商讨。
一开始还和声细语,看看赵学宁的反应,等他们发现赵学宁真的对他们的讨论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就渐渐的放开了自己。
发展到后面,他人提案的时候,赵学宁有时甚至会主动离开自己的座位,离开会议办公室,把空间留给其他人,让他们讨论。
等他们七嘴八舌的吵架、拍桌子砸板凳并且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之后,赵学宁才会行使自己作为首脑的最重要的权力。
如果得出的结论他也同意,他就不说什么,随大流。
如果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不可以,那么他就行使自己的权力,一票否决。
这个权力他还是为自己保留了的,因为他等于有前后眼,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而什么事情万万不能做,所以保留一個一票否决权,等于成为一个为国家兜底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董事会完成了全部讨论决策之后,就会召开全体公司职员都能参加的公司大会,把董事会的提案拿出来进行公示和全体表决。
全体在兰芳公司获得正式职工头衔的职工都有资格参加公司大会,并且对公司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参与最后的表决。
最开始,公司人不算太多,这个制度还是能运行下去的,大家聚在一起对董事会的决策进行表决。
当然,因为赵学宁的特殊威望,大家都信任赵学宁,认同他为首的董事会作出的决策,往往都是全票通过,搞得整个公司大会更像是走个过场。
后面赵学宁想了个办法,把自己的重要核心提案和他人提案分了开来,他不明确表示那些他人提案也是经过自己的同意才能出现在大会上的,以此观察员工们的表现。
果然,离开了自己的光环,员工们就开始对他人提出的提案品头论足,出现了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对一些提案投出了反对票。
整个兰芳,除了赵学宁,并没有另外一个人具备广泛的威望,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公司大会的存在意义开始显现。
对于一些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提案,当反对者成为多数的时候,赵学宁就会让提案者主动上台进行宣讲,讲述自己提案的缘由和合理性,和反对者面对面辩论,然后再进行二次投票。
如果二次投票还不能通过,那就只能打回提案,不予执行。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还出现过不少次,主要都是利益分配的问题。
有些时候争端激烈,就需要能够说的上话的人来一锤定音。
这个人当然就是赵学宁。
当赵学宁有明确指向和目的的时候,就会站出来终结争端,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一切争端都没有意义。
不过更多的时候,赵学宁也乐见这种争端在公司大会上激烈的进行,所以对于一些目前没有太大意义的、较为长远的愿景之类的提案争端,他往往不发表意见。
吵就是了,这种事情,只要拿出充分的依据,吵吵有益身心健康。
但是说到底,这些小小派系团体之间的组成、划分和争端并不是兰芳公司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生活主流。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兰芳所面对的主要矛盾都是外部矛盾,而不是内部矛盾。
首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兰芳并不是这一区域最强大的存在,而是时时刻刻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一点,赵学宁一直都在明确,在危机感的号召下,大家都晓得事情的轻重缓急。
其次,赵学宁非常善于给大家树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比如他成为奋进号代理船长的时候,就会把英国人和之前所属的那一支船队的尼德兰人管理者树立为大家的目标。
奋进号当时是一艘比较破旧的武装商船,在公司船队里的定位就类似于冲锋炮灰船,当时前任船长被英国人的流弹打死,赵学宁临危上任,几乎没人认为这艘船能在海战中幸存。
但事实就是这艘船幸存了下来,现在已经作为创业之初的艰难象征,就陈列在白宫左边的大空地上,被好生保养着,时时供大家瞻仰。
所以,短期要依靠打败英国人、击沉他们的船只作为目标,来积累功勋,长期则需要依靠这些功劳向公司上层活动,以便取代那个大家都不喜欢的懦弱无能还酗酒的管理者。
那家伙很不喜欢奋进号和原来的那个船长,所以一直都把奋进号排在海战最前列,本来尼德兰的技术和海战战术就落后于英国人,奋进号还排在最前列,无异于自杀。
赵学宁洞悉了船只和船员们的处境,给他们树立了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针对敌人。
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这艘被这个该死的尼德兰人当作炮灰的奋进号,要逆袭!
之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赵学宁就成功取代了那个尼德兰人,逆袭成功。
再往后赵学宁也不断给大家树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且为大家寻找主要发力点,找寻需要打击的敌人,以便将众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向目标冲刺。
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
他不断获取胜利,不断成功,虽然也遭到过英国人几次的凶猛还击而战败,从而遭受一些公司内部的非议,但是这年头,谁还没打过几次败仗呢?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在赵学宁之前,几乎已经不再是英国人的对手了,与英国船队的交锋,胜少败多,而赵学宁是反过来的。
他是胜多败少。
再说了,别看英国佬现在在欧洲耀武扬威的,一百多年前也是个被西班牙大哥欺负了都没地儿说理去的孙子,这才翻身多久?
这事儿就充分说明了什么?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通过这个“逆袭”的核心理念,赵学宁凝聚了人心,一路猛打猛冲,在这彻底贯彻落实了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中,成为了那个笑到最后的天降猛男。
内外部因素一起发力,除了初期大家因为经验不足犯过一些错误险些翻车之外,之后,从兰芳公司创建开始,整个兰芳团队在容错率极低的情况下,几乎做对了每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
尤其重要的是,其中部分关键决策,并不是赵学宁的提出来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结果。
集体决策和公司大会的这一制度也渐渐成为了兰芳集团公认的最适合大家体质的制度,受到了广泛的赞许。
这被赵学宁认为是执行共和制度的重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他根本没有信心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不过这一情况在兰芳共和国创立前后就出现了改变。
原因很简单,人多了。
最开始,赵学宁手底下只有几百号大头兵,创建公司的时候,控制的地盘上的人口也就二十多万,公司职员不过一万,搞一搞员工大会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共和国建国前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加入兰芳共和国,整个共和国的人口在当时就突破三百万接近四百万,且分居在四个大海岛上,再延续传统搞共和国大会显然不合时宜了。
于是,在共和国刚刚创立的阶段,为了让国家局势快速稳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赵学宁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暂时冻结大会制度,将原先的董事会改为临时国务委员会。
他将原先的董事会成员直接过渡为临时国务委员,和身为大总统的赵学宁一起决断国家事务,凡事讲究一个快准狠,什么东西好用就拿来用,看看效果。